何梦瑶(1692-1764年)，字报之，号西池，晚年自号研农，广东南海人。清代著名医家。

　　何梦瑶聪颖好学，多才多艺，对诗歌医学、文史、音律、算术、历法等，均有研究。最初习儒，10岁能文，13岁工诗，不仅旁通百家，尤以诗名，有“南海明珠”之誉及“惠门八子”之称。因幼时体弱多病，故对医药之术很留心，喜诵岐黄家言，对医药颇有心得。雍正八年(1730)，时年38岁，中进士，其后尝任义宁、阳朔、岑溪、思恩等县县令，官居思恩时，瘟疫流行，他广施方药，救活了许多人。他为官清廉，“治狱明慎，宿弊革除，有神君之称”，但也常“不名一钱”，“贫不能具舟车”。1750年，他弃官辞归故里，潜心学术，热心医学教育，悬壶济世，专心医业至终老，并以著书为乐娱。

何梦瑶著有《医确》7卷(1751年)、《三科辑要》、《追痨仙方》2卷、《神效脚气方》4卷，此外尚有《本草韵语》、《四诊韵语》、《乐只堂汤头歌诀》、《针灸吹云集》、《伤寒论近言》等，以及诗文、音律、哲学、史学、数学等方面的著作。他所著《医确》一书，论述内科杂病，力陈滥用温补之弊。对张仲景、刘河间、李东垣、朱丹溪诸家之医理，叙述详明，并掺以个人见解，予人以启发。

　　《医确》一书是何梦瑶以王肯堂的《证治准绳》为蓝本，“芟其繁芜，疏其湮郁，参以己见，渤为一书”。他对王肯堂用药无所偏倚的态度很认可，他认为“河间言暑火，乃与仲景论风寒对讲；丹溪言阴虚，乃与东垣阳虚对讲，皆以备前人所未备，非偏执也”。对当时医者热衷的温补热提出自的看法，他认为“后人动议刘、朱偏用寒凉，矫以温补，立论过当，遂开酷烈之门，今日桂附之毒，等于刀锯”。指出“今不问何证，概以温补”的原因是：“庸医不知温补之能杀人也，以为平稳而用之，黠医知温补之能杀人，而人不怨，以为可以藏拙而用之，于是景岳书，徒遍天下”。但是，他并没有将温补法视为猛兽，对于“若火虚者，脾肾皆寒，一味温补，无所顾忌”，及虚损之证，则言明“受温补者易治”。对于张景岳的医理，他研究得很深，并能吸取景岳的长处，虽对他的温补之说不是很赞同，但对景岳关于三焦有形无形之论，他说：“言其形状论者，纷纷皆如捕风捉影，毫无实指，惟张景岳谓即腔子。脏腑如物，腔子如囊之括物，人但知物之为物，而不知囊之亦为物，其说甚通。”

　　何梦瑶特别重视脾胃的调理，他指出：“知各脏之病皆关乎脾，则知脾气调和即各脏俱调和矣，故补脾不如补肾不过举要之词，固不若补肾不如补脾之论为得其全也，老人小儿尤以脾胃为主”。人体病变，虽是肝肺心肾有变，其实质均为脾之职得以正常发挥，在临证治疗上，他强调合理使用药物饮食，以调节偏颇。

　　何梦瑶认为“凡病多火”，把火证归纳为气有余即为火；气不足郁而化火；外感暑热燥气，增助内气成热化火；外感风寒湿气，闭郁表气成热化火；内伤饮食，辛热之物食积化火；肾水虚亏，下焦之火上炎化火；醉饱见胃火；大怒见肝火；悲哀见肺火；房劳见肾火。凡此十余种火证，虽然临床症状并不相同，但病机均离不开火，均可化分为火证。对于火证，他从归类到病因病机，从分型到立法用药，都做了全面系统的论述。

　　他认为人们生活的地域环境如果多湿，人也容易得湿病，且湿病会发生于各个节气，如是云：“系湿于长夏，六气皆可为之。”且即有内生湿邪，也有外感湿邪，如其在《医确·中湿》一节中论述：“有破伤处，因澡浴，湿气从疮口中入，其人昏迷沉重，状似中湿，名日破伤湿，白术酒。”

　　对于瘟疫证治疗。他指出了瘟疫病的病因为“疠气”，并根据舌苔的颜色判断邪气侵入部位：“舌白苔，邪在膜原也。若变黄苔，邪入胃也，苔黄宜下。黑苔邪毒在胃，宜下，下后二三日，黑皮自脱。有一种但舌黑而无苔，此经气，非下证也。”对瘟疫病的治法，及临床症状、辨证要点、用药等都做了详细的说明，进一步发展了温病学说。

　　关于虚损证，他认为：“虚者血气不足，久则肌肤脏腑亦渐消损，故曰虚损。”并归纳五脏虚损的主要症状：“旧说感寒则损阳，感热则损阴，损阳者自上而下。初损肺，皮聚毛落；二损心，血脉空虚；三损脾，饮食不为肌肤；四损肝，胁痛筋病；五损肾，骨痿不能起床，损至肾则死矣，所谓五脏之伤，穷必及肾。损阴则反此，自下而上，至肺而死，所谓内伤以有咳嗽为重。然寒损阳，热损阴，及肺肾上下，皆举隅之论耳。”并指出损阳者，以损肾最为重，损阴者以损肺最严重。不过他认为虚损以阴虚为多，宜用甘寒平淡之品滋阴降虚，至虚损后期，则多为脾肾虚寒之证，推举温补治法。何梦瑶既重视理论研究，又重视对临床实践经验总结，他于温病和内伤杂病方面有较深入的理论研究，且有丰富的医疗经验并精于婴科、痘科、妇科。他所著《医确)一书，对于温病学的发展起到了很好的促进作用。

名方名医/黄胜主编，——乌鲁木齐：新疆人民出版社，2014.9 ISBN 978-7-5372-5769-5