费伯雄(1800-1879年)，字晋卿，江苏武进孟河镇人。清末著名医学流派孟河学派代表人物。

　　费伯雄生于世医之家，家学渊源。初学儒，擅长琴棋，亦能作诗写文，年仅二十岁是就以文闻名，后来他弃儒学，承家学潜心研究医学，阅读了《灵枢》、《素问》《伤寒论》、《金匮要略》等名医名家的医学著述，终成一代名医，他以擅长治杂症而名噪江南，在道光年间(1821-1851年)曾两度应召入宫廷治病。先后治疗皇太后肺痈和道光皇帝失音证，均取得显效。因此得“活国手”的称号。费伯雄也因此声名远播，远近慕名而来的求医者，使其门前时常舟楫相接，当时，他所居住的孟河水乡小镇也因医药发达而成为一个繁荣的地区，费伯雄对其发展的影响，也是不能忽略的。

费伯雄著有《医醇》共24卷(未及刊印，被兵乱焚毁)、《医醇媵义》4卷(晚年追忆《医醇》内容，重新撰写但“不及十之二三”)，《怪疾奇方》、《费批医学心语》、《医方论》、《食鉴本草》、《本草饮食谱》、《食养疗法》等。

　　费伯雄在遣方用药上主张戒偏戒杂，他开的处方，用药总以“协调阴阳，顾护正气”为前提。他认为“天下无神奇之法，只有平淡之法，平淡之极乃为神奇。”曾有病人因肝气犯胃，向一名医求治，那位名医竟用承气汤稍稍减量治之，号曰“重药轻投"，没有见效。转求治于他，费伯雄仅以自制的和中抑木汤以舒肝和胃，仅用三剂就治愈。他对这种寻常轻浅之症，医家用重药的做法很愤慨，认为他们是以“寻常方法不见出色，小题大做，以自炫其奇”，反而造成病情延误，这是“眩异标新，用违其度，欲求近效，反速危亡，不和缓故也”发出“医家敢于以药试人，病家亦甘于以身试药，此风日起，流毒无穷”的慨叹。关于“和缓”，他认为：“疾病虽多，不越内伤外感。不足者补之，以复其正；有余者去之，以归于平，是即和法也，缓治也。毒药治病去其五，良药治病去其七，亦即和法缓治也。”他也明确指出“和缓醇正”并不是让医生“不求有功，但求无过”，一味小心谨慎。“如仲景三承气汤颇为峻猛，而能救人于存亡危急之时，其峻也正其醇也。”

　　费伯雄善于取前贤之长，没有门户之见。他对待医界前贤，多持一分为二的观点，是优长他坚决地予以肯定，有错误或不足则坚决地予以指出，并进而阐发自己的见解。他的许多观点与喻昌很相近，但是对喻昌也不迷信盲从，对他的错误也给予纠正和补充，如对其如对喻昌的《秋燥论》，即是这样。喻昌提出“秋伤于燥”的论点，颇为推崇，但对喻昌将“燥”作“凉”解，则不认可。他认为“秋日燥烈，言暴之干”。“燥者干也，对湿言之”。或者说“燥者，燥烈也，不能滋润也”。“立秋以后，湿气去而燥气来”;“初秋尚热，则燥而热；深秋既凉，则燥而凉。燥为金体，而以热与凉为之用"。燥必“兼此二义，方见燥字圆相。若专主一边，遗漏一边，恐非确论。”对喻昌的“燥”作“凉”解的错误认识，做了详尽的理论分析。他认为李东垣的补阳，朱丹溪的滋阴，“各出手眼，补前人之所未备，"他们各自都有自己的真知灼见，所以才能成为一代大家，当然他们也存在一些偏颇之处，对“宗东垣则抵诃丹溪，宗丹溪则抵诃东垣”的这种门户之见，很反对。他提倡应该全面学习，融会贯通，根据病人的实际情况灵活运用，指出“于各家之异处，以求其同处，则辨证施治，悉化成，要归一是矣。"

　　费伯雄他博学深思，深得各家精要，又能融会贯通，医道老而弥精，形成了他自己“醇正各缓”的诊治风格。他的先人从医，后辈儿孙也继承家学，尤其是其孙费绳甫，以治虚症闻名。

名方名医/黄胜主编，——乌鲁木齐：新疆人民出版社，2014.9 ISBN 978-7-5372-5769-5