出于济世利人的目的，赵父让赵学敏习儒，赵学楷学医。为了创造一个良好的学习环境，他们的父亲在养素园中收藏了许多医书，又专门开辟一块土地作为栽药圃，起名“养素园”，为试验种药之地，以察形性，设有“利济堂”，是诊病疗疾之所，让弟兄二人终年吃住在园中，接受儒学和医学教育。赵学敏虽被指定为学儒，但他的兴趣却集中在医药方面。他读书的范围十分广泛，对天文、历法、医药、卜算、方技之类的书籍也多有涉猎，无不潜心研究，每有所得，即汇钞成帙，积稿数千卷。闲暇的时候，他和弟弟就以默画针灸铜人图作为游戏。学习医药知识对这哥俩来说，完全是一种乐趣。

　　酷爱读书的赵学敏，自称有“书癖”。他看书时整个心思到了入迷的程度，要是有所心得，就高兴得忘了疲倦。遇到有用的资料，他就抄下来，藏进书箱。久而久之，箱子满了，他就把这些资料捆起来，藏入书阁，到后来竟积累了几千卷的医药资料。他白天看一整天的书，兴犹未尽，晚上又挑灯苦读。这样拼命的学习，当然也使父母为他的健康担心。因为怕遭到父母的呵斥和禁止夜读，赵学敏就偷偷地躲在蚊帐里看书，把灯光遮掩起来，看书到深夜。油灯的煤烟不断地熏燎，后来竞把翠色的蚊帐熏成了黑色。

　　赵学敏并不满足于“养素团”中的收获，中年以后，他毅然走出家园，到民间去。在平湖、奉化、余姚，临安、上虞一带，访亲问友，向“某仆”“某妪”“土人”“辛苦劳碌的人”请教，当他80岁高龄的时候，也还在民间向多人请教。他发现民间蕴藏着丰富的医药知识，然而民间的防病、治病经验，历来都得不到重视!为什么肩背药箱、手持串铃、不避寒暑、游乡串户的民间医生，被污蔑为“江湖郎中”,被污蔑为“小道”?为什么后世医家在总结经验以及编写医书时，都不记载“铃医”“走方医”的经验?赵学敏认为这都是人们看不起民间医药的结果。赵学敏决心将民间医药经验汇编成书，他为编写《串雅》,曾走访不少民间医生，争取他们的帮助，其中对他帮助最大的是走方医赵柏云。赵柏云是赵学敏的同族人，他在治疗牙病、眼病、虫病、点痣等方面有丰富的经验，听说赵学敏要为民间医生著书立说，愿将多年的行医经验，通过口授的方式，传授给赵学敏。在赵柏云口授经验的基础上，又将自己多年收集的资料分门别类地加以整理，终于在1759年完成了《串雅》的编写工作。《串雅》分：《串雅内编》《串雅外编》,各有四卷。《串雅内编》首先总结了走方医的截、顶、串的三种治疗方法(即汗、吐、下三法),并给予高度评价，认为走方医的治疗方法是“操技最神，而奏效甚捷”。他把走方医的用药特点，归纳为贱、验、便三字决。

　　“一曰贱，药物不取贵也；二曰验，以下咽即能去病也；三曰便，山林僻邑仓卒即有。”

　　《串雅内编》还记载了许多民间医方，例如，用五倍子研末填脐中，可以治疗盗汗；用莩荠汁滴眼，可以治疗红眼睛；吴茱萸研末调醋贴两脚心(涌泉穴)，可以治疗咽喉炎；用刀豆子烧成灰进行冲服，可以治疗呃逆不止等。有些单方，目前临床上仍在使用，并有一定的治疗效果。

　　《串雅外编》介绍了民间防病的经验，书中集录了除蚤、灭虱、驱蝇、禁蚊、除臭虫等驱除害虫的措施。在当时对于流行病的传染媒介，虽然还不十分清楚，但是这些除虫措施，实际上是起了消灭疾病的传染媒介的作用。《串雅外编》还记载了民间的急救法，例如：溺用骑牛，解药毒用防风，昏厥症用放血法等，这都是简便而又经济的方法。此外，它还重点介绍了民间外治法的经验，有针、灸、熏、贴、蒸、洗、熨、吸等方法。这些方法都具有简便、经济、有效，用药安全的特点。至今仍有使用价值，《串雅》是一部内容丰富又反映民间医学的医书。

　　赵学敏对古代著名医家都很尊重，对明代李明珍和他的著作《本草纲目》更为钦佩，但他又不迷信古人。赵学敏认为随着时代的变化和发展，药物也有发展。《本草纲目》问世以来，又出现了更多的药物，有必要在《本草纲目》的基础上加以补充。他在完成《串雅》等书的编写工作之后，又开始编写《本草纲目拾遗》。用赵学敏的话说，《本草纲目拾遗》是“专为李氏之遗而作，凡纲目已登者，或治疗有未备，根实有未详，仍为备之”。赵学敏在编写《本草纲目拾遗》的过程中，翻阅了600多种古书籍，其中有医书280多家、经书340余家，他为了核对某些药物的形态、性能及功效，不仅试种于“养素园”中，还走访了2000余人，在他调查药物的过程中，采取实事求是的科学态度，他常说，“宁从其略，不敢欺世也”。

　　赵学敏在收集民间单方、验方时，都是经过慎重挑选的。有一次，赵学敏来到奉化，知道“六月霜”具有解暑毒的作用，他就“以百钱买得六月霜一束”，用它进行临床试验，在一次时疫病流行中，他“取一茎带子者，煎服之”，取得很好的效果，后来又“屡试皆效”才将它收录下来。“鸦胆子”具有杀虫解毒作用，有治疗阿米巴痢疾的效果。赵学敏经过多次临床观察，认为由鸦胆子组成的至圣丹，治疗痢疾有很好的效果，“治冷痢久泻，百方无验者，一服即愈”。赵学敏在《本草纲目拾遗》中，首次记载它的药效，并写道：“此方不忍隐秘，笔之于书，以公世用。”“千里光”具有抗菌作用，能治疗各种急性炎症性疾病，民间普遍认为它是清热解毒的良药，还流传着“有人识得千里光，全家一世不生疮”的谚语，赵学敏根据民间用药的经验，称它为“外科圣药”而载入《本草纲目拾遗》。我们在《本草纲目拾遗》的条目中，屡能看到“亲试神效”“屡试神效”“用之皆效”“后治数人多效”的记载，进一步证实，赵学敏收载的药物和医方，多数是经实践检验过的。

　　赵学敏收载药物的范围也很广泛，连市场上供应的药物商标，也不遗漏。当时的药物商标称为药帖，有“金灿然药帖”“广和药帖”“许帖”等，他都一一收集。赵学敏不仅收集中国药物，也收集外来药物，他是我国第一位把西方的消强水、刀创水(碘酒之类)、冲鼻水(嗅剂之类)，以及各种药露的制作方法，编进本草书的。

　　赵学敏于1765年完成了《本草纲目拾遗》的编写工作后，又经过30多年的增订工作，使之更完备。《本草纲目拾遗》共10卷，收载药物900多种，其中有《本草纲目》未载的，也有虽已记载但治法、形态不详的，特为之补充，使之更完备。此外对部分药物有误分重合的地方，又引经据典，加以厘正。《本草纲目拾遗》在赵学敏死后50多年(1864)才得以刻印。1887年又进行重刻，并附于《本草纲目》之后，流传于后世。

　　长期的过度用眼，损坏了赵学敏的眼睛。乾隆丙子(1756)，他患了眼疾，几近失明。经过六个月闭目养息，才算保住了眼睛。但他眼睛刚好，就借亲身的体会，写下了一本眼科专著《囊露集》。赵学数对他这本眼科书是得意，认为可以超过前人所有的眼科书，只可惜这本书最后并没有流传下来。

　　数十年的积累，使赵学敏在很多方面有所建树。乾隆三十五年，族人赵柏云为走方医，将所用有效验方传授于他，学敏又结合平生所录奇方，初步完成了他个人的一套丛书，取名为《利济十二种》。这套书共100卷，含12种医药书，包括药书、本草、养生、祝由、眼科、炼丹及民间走方医疗法等多方面的内容。丛书子目的名称是：《医林集腋》《养素园传信方》《祝由录验》《囊露集》《本草话》《串雅》《花药小名录》《升降秘要》《摄生闲览》《药性元解》《奇药备考》《本草纲目拾遗》，遗憾的是这12种医书大部分早已散佚，只有《串雅》和《本草纲目拾遗》流传于世。

赵学敏的一生是不平凡的，他为我国医药事业做出了很大贡献，首先他系统地整理了民间的一套防病、治病经验，为后世医药卫生事业提供了重要的资料来源。他又继李时珍之后，总结了明清以来药物学发展的新成就，为我国药物史增添了新的一页。他又是我国最早接受西方医药的医药家，为沟通中西医药文化交流贡献了力量。他不愧为继李时珍之后清代的一然出的医药家。

　　他撰写《本草纲目拾遗》不仅纠正李时珍书中的几十条错误，而且增加了大量新的药物。《本草纲目拾遗》中不见于《本草纲目》的药物达716种之多。更重要的是，这些资料绝大多数来自民间经验。《本草纲目拾遗》为我国中医药学增添了大量的用药新素材。该书是清代最重要的本草著作，在中医药史上占有重要地位，一直受到海内外学者的重视。

　　《串雅》全书包括《串雅内编》四卷、《串雅外编》四卷、《串雅补》五卷，合称《串雅》全书。该书是一部整理走方医经验的著作，搜集了大量的民间秘方、验方、单方等，突出了贱、验、便三大特点。《串雅》全书对于研究民间医药知识具有重要参考价值。

赵总管的“因势利导教子法”

　　清代，在钱塘(今浙江杭州市)江畔，住着一名姓赵的盐场总管，他心地善良，乐善好施。

　　一次，钱塘海潮骤至，盐工数万人被淹，赵总管不顾个人安危，冒死抢救盐工，几天几夜不上岸。伤者，他请医给予治疗；死者，他出资为其殓葬，乡亲们感其恩德，从此不叫他的名字，都唤他总管。为使盐工免受潮水之害，总管多次上书建议修筑海堤。开工后，他指挥民工苦干数年，修好了防潮大堤，并定名“利济塘”，意思是告诉世人，修筑此堤是为了利民济世。由于赵总管有功于民，被提升为福建尤溪知县。当了县令，他依然爱民如子，百姓的疾苦他依然还管，所以百姓们还唤他总管。

　　赵总管晚年生有二子。为纪念钱塘大堤，他为长子起名叫“利济”，学名为学敏，次子叫学楷。为把两个儿子培养成人，总管让学敏学儒，让学楷攻医。为了创造一个良好的学习环境，他还为学敏布置了书房，为学楷收藏了许多医书，又在“养素园”中专门开辟一块土地作为栽药圃，让弟兄二人终年吃住在园中，接受儒学和医学教育。可每当总管去检查学敏功课，都发现他不在书斋读书，而是在药园里植药尝草。父亲见他不务正业，勃然大怒，狠狠训斥了学敏一阵。总管满以为学敏会听他的话。

　　一天晚上，父亲去学敏房间，看见儿子坐在帷帐中，汗流浃背地读书，油灯把帐子都熏黑了，总管心里非常高兴。可走近一看，学敏读的还是医书。父亲本想大发雷霆，可转念一想，孩子的志趣在医学上，何必强求他读书做官呢?学敏正等着父亲责备，可总管含着泪水说：“孩子，过去是爹错了，我让你学儒，是为了将来做官救百姓，你学医也是为救苍生，看来你的志趣在医学上，就大胆地学医吧!”学敏激动地扑到了父亲怀里。

　　赵学敏在学医过程中，对药物很有研究，曾将许多草药引种进“养素园”，其父亲、弟弟一起帮助他松土、施肥、治虫，并观察药物的生长过程。

　　一天，他家里的女佣不慎从楼梯上摔了下来，出现了瘀血症状，赵学敏从药圃中采来了“落得打”,捣烂成汁，让她用酒冲服，又用药渣进行外敷。不久，瘀血症状消退了。赵学敏通过实践，进一步认识了“落得打”的药物功效。

　　一次，赵学敏到余姚等地调查，渡过了曹娥江，发现长在水边的长二三尺的“三白草”，与古书上的记载不同，叶数不止三叶，也不是所叶子都能变白，仅在上边几个树叶会变色，而且变色也有一定次序，初时近蒂先变白，其叶中变白，最后是叶尖通白，所以“三白草”是一叶有三白，而不是白叶有三，经过赵学敏的仔细观察，纠正了前人对“三白草”的传统看法。

　　赵学敏在民间收集到不少医之有效的医方。一天，赵学敏来到西溪，住在一户吴姓人家，吴家有一个15岁的孩子，背部发出不少红凛，有的说这是“丹毒”，有的说这是“蛇缠疮”。当时赵学敏对由病毒引起的“带状疱疹”还缺乏认识。他错误地认为这是由于上山砍柴被虫咬而引起的，所以治疗上采用一般的药膏涂上，过了两三天，红瘰不仅不退，反而引起化脓性炎症。赵学敏又换上另一种药膏，仍然无效，病势越来越严重。

　　正当赵学敏束手无策时，邻近的一位老大娘传授了用“翠羽草”治疗蛇缠疮的经验。生长在阴湿山石间的“翠羽草”，又名“孔雀花”，它具有清热解毒、消瘀止血的作用。赵学敏根据老大娘的经验，将“翠羽草”捣汁涂上，果真，一夕立消，赵学敏感慨地说，“此草解火毒如此”。

　　赵学敏业医真是入了迷，他把家中的医著读完了，又去邻居黄旺翁家中借书读，几年中他收集资料“累累千卷”。为掌握药理药性，他还种了几百种药材，终日观察，详做记录。由于用眼过度，他患了眼疾，几平双目失明就是想了眼病，他一天也没有放松学医。经过六个月的治疗，他的眼病一天天好了起来。他把自己的亲身体会，写成了限科专著《囊露集》。由于赵学数刻努力，很快成了名医，求诊者不绝于户。

　　为了让赵学敏有更深的功底，父亲经常教导他，名气不等于能力。草医虽然没名气，但多有一技之长，他要儿子放下架子虚心向草医学习，并经常给赵学敏讲铃医用禁、截、顶、串之方，治好大病的故事。赵学敏谨遵父教，拜同乡铃医赵柏云为师。赵柏云乃走街串户治病，摇铃击鼓卖药之人，身怀绝技，他见学敏冲破世俗虚心向他求教，深受感动。于是把祖传简、廉、便、验之方，尽传学敏。

　　赵学敏记录的故事

　　赵学敏在《本草纲目拾遗》曾经写过这样一个故事。

　　临安(今杭州)有位医生叫盛天然，在当地很有些名气。有一天，城外山里有人得了急病来请他出诊，盛先生领着跟他学医的儿子很快赶到了病人家中。

　　病人是位家庭主妇，由于口、眼、鼻、耳，以及发根和下身出血不止，人已面如白纸，不省人事了。据其丈夫诉说，得知病人是因七天前受了一场虚惊而发病，吃过一些医生开的药，可是病情仍在不断加重。弄清了情况，盛先生坐下来诊脉。一搭脉，发现指下虚大中空，乳而无根。掰开病人的嘴一看，舌淡无华，干燥少津。盛先生边检查边对站在他身边的儿子说：“病由惊、暑而得，惊恐则气血乱于内，夏暑则火热盛于外。盛乱之下，气血逆沸，上溢成衄，下注必流，有经不循，乃成血证。现在气血已脱，危如累卵，命在旦夕矣!”

　　检查完，盛先生略加思索，吩咐取一斤烧酒，提一捅新汲的泉水来。然后将病人扶坐在床边，先把她的双脚放在桶边上用烧酒淋洗，再把双脚泡进桶内，大约过了一顿饭的工夫，病人的出血便止住了，神志也清醒了。看到这种情况，盛先生高兴地说：“有救，有救。”他一边让病人卧床休息，一边让其家人去买回一斤海参，当即给病人服用了一两多，把余下的切成片，焙干研成细末，嘱咐每日用米汤送服三次，每次三钱，用完即止。

　　当天傍晚时分，病人的情况便大有好转。回家路上，儿子问父亲：“病人血止以后，该补气血，为何弃人参、当归不用，独服海参一味呢?”盛先生说：“《黄帝内经》云‘有形之血不能速生，无形之气宜当急补。’别看海参是食品，入药之后生血之力捷于归芍(当归、白芍)，补气之力不弱芪参(黄芪、人参)。今天独用海参一味，补气摄血，急则可以治气标，气血双补，缓则可以图其本，标本兼顾，进退不误。至于酒水浴脚，不过是扬汤止沸，解个燃眉之急罢了。”儿子听了，方明白其中道理。

　　海参为棘皮动物，多生活于海中岩石底下及细泥沙中，尤以黄海、渤海产的“刺参”为佳。《五杂俎》中说：“其性温补，足敌人参，故曰海参。”海参性味甘咸温，有补肾益精，养血润燥之功。

　　《现代实用中药》中说它“为滋补品，治肺结核、神经衰弱及血友病样的易出血患者，用作止血剂”。

　　中医学的大量实践和理论说明，海参不仅是人们酒宴餐桌上的美味佳肴，同时也是滋补祛病的良药。

中国历代名医传/宋月航著.——北京：华文出版社，2017.1