孔以立(生卒年代不详)，字毓礼，黎水(属河南)人，习儒，补弟子员，其少时因父母之疾而改从医，乃专力为之，医术大精，全活甚众。

　　其治病审慎，曾凝思竟日始定一方，他人评议增损其方，皆虚怀听之，必使得当而后已。善治温病。

　　孔氏认为“瘟疫而外，唯痢疾最险恶，能死人于数日之间，”然先贤于此每缺准绳可循，遂集历代诸家论述，参以个人的临床经验，补遗正讹，编撰成《痢疾论》一书，于清康熙十六年(公元1751年)刊行。

痢疾论原书共四卷，首载《内经》、仲景以及金、元诸家以后有关论痢疾的原文，次列统论五首、辨症七条、治法十三则、诸症二十八门、各家治案二十四条、治痢药方一百零六个。其间引各家文献约二三十种，对古人论痢凡涉及一偏一隅之见的，都在原文下详加辨证，可称辨证明确，说理透彻，乃集诸家之大成的一部很好的论痢专著。

　　注重辨证施治。孔氏指出：“医家冶病，当据现在之症乎，抑据司令之脏乎?”就是说，凡医生治病，必须根据当时见症作为诊治依据，如果以痢疾发病多在夏秋，就认为主因是湿热，必多热证，或者以病因多由过食生冷，就认为主因即是寒邪，必多寒证等等，都是不够正确的偏见。此种教人必须明确辨证，正确治疗，不可在发病诱因上打圈子的看法，实较之河间、景岳尤有进步。

　　孔氏对疫痢流行的因素，也有很正确的理解。除认同古代医家所说的“疫气”“异气”等原因外，还提出自己的看法，认为疫痢流行是因“先后续发，有似互相传染”，“以病染病，其病益多，所以一方独盛。”这种对痢疾传染源的正确理解，对古代医家来说，实是难能可贵。

　　注重保护胃气。因痢下无度损耗津液，孔氏主张对年壮病痢未久的患者，宜在治痢药中佐以如西瓜汁、天花粉之类的甘润之品，避免妄用石膏、知母之类的甘凉方药，以防伤胃气，导致脾胃虚寒。

　　关于痢症中对舌苔和脉象的诊断问题，孔以立有超越前人的卓见。孔氏举出“瘟疫”与“痢疾”来比较说明，他说“看瘟疫与痢疾不同，瘟疫邪滞经络，脉多变化，痢疾邪居胃肠，脉不变化，故瘟疫以舌苔为凭，痢疾以脉为准也。”就是说，瘟疫病的脉象多随病邪进退而有多样变化，不象舌苔那样有规律，此外，《痢疾论》原书在“脉法”一项中还举出五项从脉象变化来区别寒热虚实的不同证型，从而决定宜温、宜凉、宜攻、宜补，或宜温凉并用，或宜攻补兼施等不同治法，并附以典型病案，这都是孔氏多年的临症心得，值得研究参考。

　　孔以立对“疟痢交发”等合并症有独特见解。他主张必须先治疟疾，待疟止之后再止其痢，由于疟疾多伤脾，而治痢药中又多苦寒伤气之品，恐脾阳虚陷，将会导致疟痢缠绵的难治重症，假若见有脉象弦急、燥热口渴、后重等里热迫甚症状的，才可在治疟方中酌加治痢药，清热荡积以缓和病势。

　　孔氏认为胎前病痢，当攻者亦可攻，不可固执成规。凡胎前产后患痢，以往医家多认为虽见积滞腹痛甚剧，皆不可妄用大黄类攻下方药，因胎前攻下多损胎，产后攻下必伤胃，容易造成不良后果，孔以立对此则认为“攻下虽当谨慎，然势不容己者，亦当攻之而胎反安，所谓有故无损也。”故当攻亦可攻，否则致使积热内郁反易伤胎，但产后妄攻，必致病变险恶，也应注意。

　　创暂宽法治痢。此法主要为气血俱虚脾胃衰弱，见欲便不便，进迫难支的病例而提出的。此等病证正如孔以立所说：“投参术归芍补药进迫益加，纯用养血调气又无速效，用大黄则寒中，用巴豆则伤液。”在此种困难的情况下，孔氏根据自己的经验，用生首乌为主，佐以当归、郁李、麻仁等润滑肠道药，使大便得利，患者痛苦可暂时缓和，以便续进滋阴补血之剂，此种暂时取宽便于进补的方法着实值得临床参考。

河南古代医家经验辑/许二平，许国防，马鸿翔主编.一太原:山西科学技术出版社，2016.7(2021.8重印)ISBN978-7-5377-5316-6