刘鸿恩(公元1821～1887年)，字位卿，号春舫，河南尉氏县人。道光二十七年弱冠举进士，官至陕西布政使。平素多病，故在习儒、做官期间，留心医药，徐春元称其“虽不以医名而实精于医”。同治三年近五十岁辞官返乡，潜心钻研医道，殚思极虑，汇书考证，于光绪六年著成《医门入法》四卷，专论入纲及外感杂病证治方药。因用药善使乌梅，故人称“乌梅先生”。

刘氏注重八纲辨证，尤以虚实为要，论实重六淫，论虚重气血，论脏腑则尤重肝经，他认为“诸病多生于肝，肝为五脏之贼”，在治疗过程中重视敛肝补肝，对乌梅的运用颇具特色。刘氏论治瘟疫，尊崇吴又可、戴麟郊，擅以大黄攻下取效，内伤杂病则每取李东垣、朱丹溪、张景岳诸法，且能随证化裁。刘氏不拘泥于古论，他以自己的临床效验为依据，对与自己观点不合者大胆提出质疑，创立新说，也是刘氏学术的一大特色。刘氏晚年汇其近二十年临证经验及研医心得著成《医门八法》一书，该书有很高的临床参考价值，对后世影响深远。

　　刘氏著《医门八法》四卷，共计七十六篇，约十余万言，成书于清光绪六年(公元1880年)，由其子校订，并由其弟子徐春元作序。全书首论四诊八纲及八法之中百法兼备之理，并枚举历代方书、方药之误，剖辨瘟疫治法，以阐扬其学术主张；其后各卷则分别讨论外感时疫、内伤杂症及五官、妇人、小儿、外科诸病证治，汇各家医书，互相考证，举一证为题，每题作论一篇，凡六十二篇。该书组方严谨，用药精当，且文字浅显，通俗易懂，故在民间广为流传，临床用之多获良效。

　　刘氏非常重视肝在辨证论治中的地位，疑难疾患善从肝治，尤擅长敛肝补肝之法。他认为：“肝为五脏之贼，如人中之小人……最难调理”，故诸病多生于肝，肝经之病其害及于诸经，其证每多蜂生，而阴虚肝燥，肝木纵横为疾病之源。在治肝时他主张以敛肝、补肝为主，两者之中，尤以敛肝为要，他认为：“肝无实证，肝之克脾，非肝之有余，乃肝之不足，宜补不宜平，宜敛不宜散。”其治疗的根本大法是养血润燥，收敛肝气，肝敛则气逆乱平，木不鸱张则脾胃舒展，气血自能和顺，诸病易愈。

　　刘氏论述瘟疫证治六篇，大多尊崇吴又可、戴麟郊之说，他在《自序》中说：“自汉迄明，名医辈出，奚啻数百十人?其论证不误，立方有效者，仅有著《瘟疫论》之吴又可、著《广瘟疫论》之戴麟郊二人而已。”刘氏继承了吴、戴二者治疫的理论，他采两家之长，尤其于攻下诸法，颇有心得，擅以大黄攻下取效。他认为：疫疠之邪，其性迅烈，最多传变，疫证传里，必用大黄方能清下，且必以重剂大黄为主，辅以槟榔、厚朴等药以助其力，所谓“瘟疫传里非下不愈”是也。若邪毒壅盛，攻泄之后，仍可再攻，直至邪衰为止，对阴阳俱虚之人，则要攻补兼施，攻下之后注意调养。刘氏对瘟疫愈后的遗患也颇为重视，提出预防劳复、食复、自复等三复，并设方药治法。

　　刘氏诊治疾病，不是从症状入手，举用治标之品，而是求其所以，治其根本，其辨证尤善察病证之微，其治病以有效、速效、巩固疗效为最高原则，每多采用内外兼治之法，且注重病后调理。刘氏在用药方面不拘泥于古论，而是以自己的临床效验为依据，以药物的性味功能为准则。刘氏对乌梅的应用更有独创，他认为：五味子其性不纯，山楂有耗血之弊，唯乌梅其性纯正，可以多用，可以独用，乌梅最能补肝，且能敛肝，凡肝经病证用之皆效，亦可用于吐血、泄泻及妇科诸疾。刘氏在临证中以乌梅取效者良多，其代表方剂是独梅汤，用治阴虚肝燥之痢疾、泄泻、吐血、鼓胀等病甚效。刘氏对大黄的应用亦颇具特色，对一切实证，不论伤寒、温病，刘氏均主张及早用大黄攻邪。他将“舌苔的有无、苔色的黄白”作为是否应用大黄攻下的依据；对于实热之证，力主用大黄攻逐实邪，如此则实去热消。他还强调，若非实证，大黄为应禁之药，瘟疫初起，大黄为必忌之品。

　　敢于疑古是刘氏学术思想的一大特色，他认为古书中讹误颇多，如提出方书中误将《天元玉册》《本草》《灵枢》等书为伏羲、神农、黄帝而作，乃系托名。刘氏对与自己意见不合的古今名医大胆提出质疑，对仲景学说的评述亦是直言不讳，他在书中多次对《伤寒论》条文提出异议，但他主张以“感冒”代替“伤寒”，取消“六经辨证”等论点多有偏颇。刘氏批评戴氏《广温热论》有三失：“不敢正言张仲景之失一也；不敢直斥桂枝麻黄汤之误二也；借《伤寒论》做陪衬，以示瘟疫忌用热药，风寒宜用热药者三也”。经刘氏批评质疑的古医书尚有《保产辑要》《达生篇》等多本。刘氏的一些论点虽有偏激，但其敢于疑古、敢于创新的精神是难能可贵的。

《医门八法》四卷成书后在尉氏、通许、杞县等地流传甚广，后因兵乱灾荒，印本流失几尽。幸得尉氏县卫生局搜获得手抄本数种，几经对照补漏，重印成帙。现存清光绪六年石印本及1986年中医古籍出版社之影印本等刊本。

河南古代医家经验辑/许二平，许国防，马鸿翔主编.一太原:山西科学技术出版社，2016.7(2021.8重印)ISBN978-7-5377-5316-6